2014年4月21日，来自全国的240名失独父母代表再次进京提出申请，“作为公民，我们当初履行了计生义务，但这是有风险的，我们希望国家可以成立相应的保障制度。”卫计委官员就失独者提出的补偿，称国家现行政策法规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。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，让众多失独家庭最先生育二胎，走上了“养儿防老”的自救之路。但更多的人，仍然在路上。
盛海琳：一个60岁高龄产妇的失独日记
2014年，盛海琳呈现在中心二套的《幸福账单》中，要报的是一张一万元的早教学费。
五年前，她的独生女儿婷婷与女婿因煤气中毒去世，让当时已经59岁的盛海琳顿觉生活了无希望——“噩耗传来的时候，我崩溃了，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，我觉得那时候活下去要比死难得多。”作为失独白叟，她甚至在女儿的墓地旁为本身预备了一块。
有人建议她领养一个孩子——这几乎是大部门失独家庭的无奈选择，但盛海琳思考过后，决定本身生一个。
此时的她已经接近六十岁高龄，绝经多年，而孕育试管婴儿的最佳年龄在35岁以前，盛海琳不单不符合条件，中国甚至以前都不曾有过如此高龄试管成功妊娠的先例。就连盛海琳的丈夫吴京州也不曾同意，他认为这样做太危险。盛海琳只能用离婚威胁丈夫戒了酒。
三个月后，试管婴儿成功，十二个月后，盛海琳提前四十天剖出了一对双胞胎。“大的3.7斤，小的2.9斤。”
“有孩子就有希望”，但已经应该养老的盛海琳面临着另一本经济账——两个孩子一出生就在育婴箱里待了四十多天，老大有先本性心脏病。不论日后的生活费，学费、保姆以及各项开支，两个孩子每个月的花销高达一万元。
盛海琳在《幸福账单》中要报销的，便是老大的先天心脏病学费。为了挣钱，这个已经耳顺之年的白叟，最先在外四处演讲，一个地方多则三天，少则一天，几乎走遍全国，“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为孩子积攒一些钱。我已经64岁了，为了孩子几乎拼了。”
“我的经历不成复制”
事实上，连盛海琳本身也认为，“我的经历不成复制”。体力、经济都成为制约着大龄失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拦路虎。
但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“积谷防饥，养儿防老”不雅观念下，这显然“不算个事儿”。51岁，但已经努力了三年想要怀孕的李夏目的很简单，“没孩子的路太可怕了”。
2010年，李夏的女儿不测去世，随后的三年内，这位曾经患有子宫肌瘤的母亲，最先在中医的调理下，试图恢复生育功能——她在保健品上花了十数万元，天天跳绳一千下增强卵巢功能，做过三次试管培植，但都没有成功。
但李夏并不预备放弃，“就是将来住在养老院，我也希望有个孩子能来看看咱们啊”。
独生子女的逝去，带来的不仅仅是哀痛，更是一种养老无着落的惧怕。2009年，山东平度人，44岁的刘淑芳的女儿因煤气中毒去世，2012年，在经历了三年的不懈努力下，她的二女儿出生。
这并没有结束。对于失独的惧怕，让刘淑芳夫妇很快做出决定，为了“以防万一”，他们要再生一胎——为此，他们专门跑到济南，为刘淑芳做了宫腹腔镜疏通输卵管微创手术，整台手术一共花费1.7万元，除去病院减免的5000元，残剩的钱对一户农村家庭来说，也并非小数目。
“但究竟有了指望，钱似乎已经不是那么主要了。”刘淑芳的丈夫程木金说，“作为失独家庭，我们是不幸中的万幸者，农村准生二胎的政策给了我们机会。但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城市失独家庭中，他们失去唯一的孩子后，再生二胎，却受到很大限制，希望政策能给这部门家庭一些倾斜。”
二胎是养老的现实出路?
“养儿防老。在人生步入中老年的时候，孩子却不幸离开了我们……我们一天天地老去，谁为我们养老送终?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，同时也失去了生命的传承，失去了生活的依靠，失去了精神的寄托，失去了最基本的赡养保障。”
这是刘淑芳恐慌，也是众多失独家庭的困境。
据卫生部《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》估算，我国每年新增7.6万个失独家庭，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。无法养老的失独家庭，是摆在全社会面前一个沉甸甸的民生问号。
而在政策方面，对于失独家庭的倾斜却微乎其微。
2002年9月1日施行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中规定：“独生子女发生不测伤残、死亡，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，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手。”
这个“必要的帮手”，换算到2014年的具体尺度，则成为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姚宏文2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，“本年起将独生子女伤残、死亡家庭不凡搀扶帮助金尺度别离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、340元，农村每人每月150元、170元”。
显然，在300余元的补助衬托下，在二胎政策的日益放宽中，能够延续亲情，传承血脉的孩子，才是养老的现实出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