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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电视剧《红高粱》:这不是莫言的“红高粱”


  剧中的九儿聪慧泼辣,敢作敢为,但是这个烈女没有两腮泛红的乡土女性的圆腴和勇敢,而是具有深刻杜拉拉气质的文艺女青年。

  热播电视剧哪家强?各大卫视《红高粱》!

  自从进入主旋律电视剧播出季,这一浪超过了此前风靡一时的《勇敢的心》,到了《红高粱》终于渐进高潮。片头赫然的郑晓龙作品,按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原著改编,周迅、秦海璐、朱亚文等实力派明星的加盟,这部大戏想不成为一时间影视娱乐版的重点话题都难,它可以拿来说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。

  先是郑晓龙的导演。前两年,七十多集的《甄嬛传》火遍了华人世界,一时之间,谁人不识甄嬛,几个不知娘娘,连“小主”都成了第三人称代词。郑导的荧幕号召力是毋庸置疑的。

  再有,结了婚的周公子周迅重返电视荧幕,似乎这也是等了好多年的福利一样,怎能不引发人们前来围不雅观的好奇心呢?加之秦海璐的演技足以hold住各类题材,她与周公子的对手戏必定吊人胃口,而朱亚文比来的知名度也在直线上升。

  最要害的是,打出了莫言这张牌。

  偏偏《红高粱》先前又有老谋子电影的良好口碑和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主要地位。所以,电视剧版的《红高粱》火得顺风顺水,不火才是怪事。

  然而,我还是想扫兴地说,这不是莫言的“红高粱”。

  小作坊精心勾兑的贴牌高粱酒

  假如撇开原著不提,电视剧版的《红高粱》在制作上,可称是精良之作,延续了郑晓龙制作《甄嬛传》精良的态度。这种对电视剧负责任的态度,长短常值得必定的。单纯作为一部独立的剧,应该说,导演对故事的把握,演员对人物的拿捏,《红高粱》说得过去。单凭这些,《红高粱》或许可以在同类神剧中略胜一筹。

  但是,它偏偏要提原著,要提本身和原著之间的关联,那么左眼原著、右眼电视剧地比力着看,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的整体印象和品格就会被大打折扣。

  首先,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视剧《红高粱》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。在时势造英雄、抗日加爱情的大脉络下,兄弟成仇、三角爱情、女人心计、家族秘史……但凡这几年流行的年代戏故事元素,在《红高粱》中都可以找到。从余占鳌、张俊杰、九儿的三角爱情偶像情感剧,到周公子和秦海璐的“单家甄嬛传”,再到朱豪三、余占鳌、张俊杰的“抗日神剧”,一路看来,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涵盖的内容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,甚至连“刑场上的婚礼”这样亮瞎双眼的高大上桥段都用上了,俨然是这几年年代戏经典故事桥段的收集癖。

  好好的一个《红高粱》,怎么就劈了跨度这么大的一个叉?

  这就会给人这样一个误导:莫言就写了这么多,诺贝尔和经典文学就是这个样。

  其次,莫言先生深深热爱的高密东北乡具有鲜明的乡土中国的色彩,说得通俗些,就是带着土坷垃的质感。而“单家甄嬛传”部门的款曲和细腻,宅门女人心和某些基本设定的城镇化,让人们分明看到了一个被“城市化”的高密东北乡。说简明些,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不够土,每一个角色的荧幕气质都是体面和干净的,每一个人物都精致精当,但就是不应该呈现这里,都与高密和土地没有关系。高粱长出来了,但是根儿并没有扎到土地里太深。

  当然,必需承认,电视剧和文学原著不一样。电视剧,无论剧本还是形式语言都有着本身的内在要求。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并没有充实操作视觉语言,传递原著的美学面貌。导演也试图表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原始野性的生命力,也无法回避被视为《红高粱》故事中不成或缺的杠夫颠轿、高粱地野合、烧锅出酒等极具仪式感的桥段,但是在这些桥段的用力上,稍显逊色。余占鳌颠轿还算着墨较多的地方,但是镜头的重点是程序和搭建人物关系,而不是美学表达,导演借此在搭建人物关系上比力奏效,但是却丢掉了对原著原始生命精神的把握。他在不竭放弃原著的美学特色,代之以故事化的、叙事性的章节。

  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,电视剧版《红高粱》中那片神奇广袤的高粱地,在近景中都是颓萎弯垂的,或许原著赋予高粱地的那些修辞是抽象和较高的要求,也不说同名电影镜头色彩的处理手法,最起码张艺谋电影里的高粱是挺拔向上的,不强求电视剧非要把高粱拍得红,可惜,它连高粱向上挺拔这一点都没能做到。而高粱,是全剧的眼,高粱蔫了,整个剧的精神就塌了。

  虽然朱亚文憋粗了嗓音,虽然剿匪抗日也枪枪炮炮,但是电视剧《红高粱》就是一出武戏文唱。周公子对九儿的塑造比力成功,她聪慧泼辣,敢作敢为,但是这个烈女真心没有两腮泛红的乡土女性的圆腴和勇敢,而是具有深刻杜拉拉气质的文艺女青年,是个干练的职场高手和心术专家,但就是不在高密东北乡的生活之中。

  所以说,《红高粱》就像一瓶高粱酒,乍喝起来口感还不错,能尝出时下流行的香型,包装做得也还可以,看起来琳琅满目的照眼,但是慢慢品来,回味中总有勾兑的口感,很像一瓶被小作坊勾兑出来的贴牌酒,距离正品还有一段相当的差距。越是看到最后,就越看不出它和其他抗日神剧的区别,如今流行土匪抗日,《红高粱》正搭。

  泯然众“剧”矣,连罗汉大爷的死都高张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,《红高粱》演到最后,终于再也不见莫言。

  莫言不是这样的

  莫言的《红高粱》也算与抗日题材沾边,但是他的重心并不在此,抛开当年对小说形式技巧方面的测验考试和鼓吹,《红高粱》的重点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原始的野性和力量。这种野性和力量的觉醒,直接表现为九儿和余占鳌的生命力,是按捺不住的,是反理性和反智性的。而电视剧中的九儿和余占鳌,尤其是九儿,有太多的理性和智性,这不是原始力量的流露,是工于心计的编织,所以味道自然清寡了许多。

  除此,莫言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独特文学感受,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奠定他一流小说家地位的主要基础之一。高密的高粱地粗粝浑厚的肌理和弥漫的直率而神秘的气息,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地域,它与世阻遏,只通向作家的想象和经验。因而,小说的呈现,包罗对情节细节的处理,在这一美学感受和想象经验的统辖之下,存在着广泛的模糊地带。这些模糊地带和略带印象派风格的空间,恰恰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审美余地。而到了电视剧,一切变得清楚和锐化。电视剧需要故事的填充,只能舍弃掉原著的审美成分。

  莫言不是这样的,他不是一个敷衍偶像剧的高手,也不是一个为土匪抗日不竭追加符合主流历史不雅观价值的作者。

  《红高粱》也不是这样的,它不是小里小气的宫斗真人秀,也不是在救亡图存中寻找真理的史诗作品。

  莫言只是一个书写者,书写本身的经验世界中具有人类遍及心灵体验的图景。《红高粱》只是一个传奇,讲诉一个家族沉没在历史文献背后的丰饶的历史。

  电视剧《红高粱》可看,但是必然不要用电视剧取代原著,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事物,除了都叫“红高粱”和几个人名,基本上没啥交集。

  难怪剧评人毛尖用这样的语言形容这个剧:“红高粱黄了。”

  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一冰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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